兔年春节，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第一个不用扫健康码的春节。
我出生成长于乡村，自然关注疫情高峰和防控政策变化对乡村造成的影响。春节假期，我在三个不同类型的乡村度过，有的沉寂，有的热闹，有的仍处在恐惧的阴霾里，有的则洋溢着欢欢喜喜赚大钱的气氛。
我们时常将乡村作为城镇的参照对象，却忘记了，乡村和乡村也是不一样的。
乡村由人组成，人的需求不同，于是面对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不同的乡村有了不同的春节样貌。
“我们村还算运气好，没有死人，隔壁那个94岁的老太太，感染完也挺过来了。其他村都有死人的，有的死了两三个。”
过年回到村里的第一个晚上，爸爸对12月份新冠感染高峰的影响做出总结陈词。那时候，北京刚刚经历感染高峰期，大家预判乡村的高峰期会出现在1月份，元旦到春节之间。没想到，春节还没到，乡村的第一波感染潮已经结束。
但疫情带来的影响却远没有结束，它首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春节。
我所在的村庄，是典型的空巢村。村中几乎没有中青年常住，50岁以下的劳动力大部分离乡工作，只有过年才会回到村里。
空巢的状况从20年前就已开始。年轻人去附近的城市打工，等站稳脚跟再把自己的孩子接去市里上学。小学之前，我在村里尚有4到5个同龄玩伴，从一年级开始，村里就只剩下我一个小学生。
平日夜晚，从村头走到村尾，只会有几户还亮着灯；但春节假期的晚上，几乎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院子里停着从市区开回来的小轿车。习惯城市生活的宠物狗在菜地里和称霸一村的小土狗对峙，几天后，它们将融入乡土，爱上在泥里打滚的滋味。
春节成为乡村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刻，不止是和家人，也是和久未见面的亲戚、邻居、朋友。
以往，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会在每日饭后赶赴村里四场不同牌局。除夕夜，村里大人相约打牌，到零点前几分钟，才匆匆回家点鞭炮。但今年春节期间，整个村没有组织起任何一场牌局。
谨慎来自对疾病最朴素的恐惧。在一个常住居民平均年龄将近70岁的空巢乡村，没有人愿意为喝上一杯酒，或是打上一场牌而冒险。
我的奶奶30年前退休于乡镇医院，如今重操旧业，包揽了家中的“院感工作”。
院子是半污染区，家里是清洁区，所有快递包裹都要经过酒精消杀，在院子里晾晒半日才能拿进家里。村里极少有其他汽车经过，每天下午，只要听到汽车按喇叭的声音，我奶奶就会戴着口罩走到院子里，拿着酒精喷壶严阵以待。
有天下午，我接管了她的工作，但她显然不太满意，指挥我说：“背面呢，背面没有喷到。”
京东和顺丰是仅有的能把快递送到我家门口的快递，其他都要去镇上的快递点自提，于是整个春节，我都在接收京东和顺丰的包裹。大批年货送到那天，奶糖、松子、小核桃、樱桃们一起躺在院子的“半污染区”晒太阳，看起来像是在家里开了个年货大集。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今年过节，亲戚之间几乎没有互相走动。
前几年，莫斯利安、特仑苏和红富士总会在我祖父母的房间里堆出一摞，今年，因为两位老人尚未感染，亲友们都自发地避免探望，减少风险。
没有亲友来串门，两位近90岁的老人倒是找到了新的聊天对象。
过年前，我在他们房间里装好一台小度智能屏（不是广告，不过如果小度的朋友看到，希望你们再加强一下方言识别），没想到他们很快学会了怎么跟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聊天，并且展现出年轻人少有的耐心和礼仪。
我翻看App里的对话记录，发现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向小度小度问好。
“小度小度，早上好。”然后才会接着问它：“小度小度，今天天气怎么样？”
老人向智能屏问好的记录
又例如，当他们想要关掉正在播放的昆曲时，会礼貌地说：“小度小度，可以停了。”不像我，只会暴躁地让小度小度闭嘴。
李家园村在江苏省溧阳市，背靠南山竹海和御水温泉两大5A级景区。
村里沿街的小楼，一层几乎都是做买卖的门市，大部分开民宿和农家菜餐厅，剩下的卖泳衣和百货，旅游服务业几乎成为这里唯一的支柱产业。
我们住在村口第一家民宿，一层是农家餐厅，二、三层是客房。华东地区在春节期间遭遇寒潮，年初五早上，民宿水管被冻裂了，李老板修完水管，挨个向客人道歉：“对不住啊，我们这里零下两度，体感上像零下六度，早上水管爆了，耽误你们用水了。”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察觉，媒体人和互联网人的旅行组合，怎么会在10点前起床呢？
李老板执意要送两包乌米以表歉意，新冠疫情之后，这是他最忙碌的一个春节。回忆起去年的生意，他两手一摊，语气里带点调侃：“哭死了哭死了，我们穷得来要卖血了。”
前两年，旅游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村里的民宿和饭店，都和李老板一样等不来游客。
有产业的乡村留得住年轻人，除了自己当老板，也有年轻人为村里的景区打工。温泉景区里，做中式按摩的技师忙得不可开交，不少游客跑完温泉来捏肩、敲背，春节期间，技师们平均每天要捏二三十个肩膀。
给我捏肩的是个年轻女孩，她吐槽太忙也不好，因为太累，像去年那样太闲也不好，因为没钱。“去年有三个月没发出工资来，我们这里游客主要是上海过来的，上海（封城）那几个月，我们这里就没有人来了。”
按摩技师的收入主要来自提成，没有游客的时候，即使公司能勉强发出工资，技师们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1500块钱的底薪。没有肩膀要捏，为了拿底薪又必须到岗，技师们无所事事，就聚在休息室里打扑克牌。
讲到这里，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扭头问在隔壁捏肩膀的另一个女孩：“我们好久没打过牌了哦，去年一直打牌，最近没空打。”
房间里一共四位技师，三个年轻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技师，顺着我们的话题，居然就“希不希望像现在这么忙”争论起来。
年轻的技师们一致认为，钱是赚不完的，能赚到平日里正常工资（据说是八九千）就可以，不需要太忙。老技师则以过来人的姿态提出反驳：“你不赚钱，去做别的也没意思，有钱才有意思。”
不过关于赚钱的争论很快结束，因为四位技师和四个被捏肩膀的游客，开始就哪种烤地瓜最香展开激烈讨论。铁桶派、土灶派、干柴明火派三足鼎立，直到40分钟的捏肩服务结束，大家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四位技师赶着去捏下一批肩膀，我们赶着去下一项活动。
2022年底，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乘坐飞机、火车，进出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和健康码，李老板和李家园村一起迎来旅游业复苏。卖泳衣的、卖烟花的、卖水果的、开麻将馆的，每一个被询问生意近况的老板，都给出模板一样的答案：“最近好多了呀。”
根据《溧阳日报》报道，春节期间，李家园村的南山竹海景区共接待游客9.77万人次，同比2022年增长67.86%。
前后相差不过两个月，新冠疫情在李家园村只残存少许痕迹。
农家菜馆墙上的场所码还没来得及撤下，看纸张磨损程度应该是前一阵子新贴的，没派上多久用场。南山的步道入口，不再有场所码和扫码提示，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告示牌，叮嘱刚阳康的游客注意健康，避免登山等剧烈运动。民宿老板娘上菜没戴口罩，一桌游客出声提醒：“我们还没阳过，麻烦戴一下口罩可以吗？”
做买卖的门道在变化。
菜单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任意走进一家农家菜馆，几乎每桌点的菜都一模一样——那是店家在大众点评和美团上配好的套餐，囊括当地出名的特色菜，以标价五折左右的价位打包出售。
走进门第一时间，营业员递上菜单的同时会补一句：“美团上有套餐哦，可以用，单点的话7折。”不少店家干脆在门口摆块小黑板，用彩色粉笔写上套餐的价格和菜品。我们翻开菜单，从头翻到尾，又合上，最终在大众点评团购了套餐，像身边每一桌客人做的那样。
一、二线城市里，抖音团购在2022年逐步铺开，被认为将蚕食美团在本地生活服务中的份额。但在乡村，美团的风才刚刚吹到，新的竞争风暴尚未抵达这里。
一到晚上，村里两米来宽的水泥路，变成小型烟花的主舞台。
疫情政策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李家园村住满从华东地区涌来度假的游客，和民宿房间一起卖疯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烟花。
5点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最后一点黄色的光褪去，远处的竹海浸入黑暗，大批游客下山，汇集到山脚下。李家园村入口处，百货店老板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从店里搬出一张方桌，把烟花摆到方桌上。
生意还没开张，但小孩子的春节活动已经开始，小老板先拿出一杆加特林（我不知道该使用什么量词，暂时就用杆吧），挥舞着朝天空射出五颜六色的花火。这是今年春节最热门的烟花种类，以一种武器命名，据称原本售价只要20元一杆，今年被炒到100多块钱。
好几拨游客来询问加特林的价格，他们问的不是“有什么烟花”或者“这个怎么卖”，而是“加特林多少钱”。我很震惊于大家能准确叫出一种烟花的名字，过去，我以为烟花只分为大的，小的，和仙女棒。
在李家园村，一杆加特林的价格是130元。老板面对“怎么这么贵”的疑问，表现得极为复杂。“一天一个价格呀最近，我们每天去拉货都是一天一个价，我们也不好搞。”他拖出一个大纸箱，里面还躺着三杆军绿色的加特林，嘴上说着不好搞，神情却是喜悦的，“要吗？最后三个了，今天卖完没有了。”
李家园村的居民区域并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每隔几米，就有小型烟花在燃放，放烟花的村民和放烟花的游客混在一起，不分彼此。耳边是噼里啪啦的响声，鼻子里是硫磺刺鼻的味道，烟花逐渐把李家园村包围，不用花钱就能在新年看上一场小型烟花秀。
有免费烟花看，游客依然想花钱买烟花。可能是想看烟花被自己点燃，也可能只是想花钱。
路边卖烟花的三轮车边，围着一群选购的买家，一边挑选盒装烟花，一边讨价还价。加特林已经卖完，大家叫不出其他烟花的名字，主语变成了这个、那个和这些。“这个怎么卖？”“这两个和那个加一起怎么卖？”“这些一共250块钱可以吗？”
卖烟花的小夫妻从脚边牛皮纸箱里搬出新的烟花往三轮车上补货，忙得焦头烂额，大部分时间只能简单地报出一个价格，直到此刻才抬头看向问价的客人，开玩笑地说：“250也太难听了吧？”
手里捧着三盒烟花的客人也笑了，似乎是刚才光顾着砍价，忘记新年要讲究吉利，于是决定在价格上做出让步：“260好伐啦？”
讨价还价的功夫，马路对面又有一盒新的烟花被点燃，先是低矮的光束，随后烟花窜高、散开、在空中炸开，把点烟花的人吓一跳。硫磺味的烟飘过来，如果李家园村有PM2.5检测点，这个晚上的数值想必会爆表。
但所有人都很高兴，3岁的宝宝摔着响炮，白发的老人举着加特林，大家喜欢新年，新年是硫磺味的。
我被3岁宝宝扔到跟前的响炮吓了一跳，她穿过烟花制造出的烟雾，一边笑一边沿路继续摔着响炮。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玩响炮，也是她出生以来第一个不用扫健康宝的新年。
乡村和乡村是不一样的。
在不用扫健康宝的第一个新年，有的乡村如李家园村一样热闹，有的乡村如我的家乡一样沉默。这种区别来自不同的年龄结构、产业结构，来自乡村们各自关注的焦点——是对疾病的恐惧，还是对谋生的渴求。
春节之行的终点，是宜兴市丁蜀镇。空巢村和旅游村之外，我们想看看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乡村，今年春节过得怎么样。
丁蜀镇建新村的小窑墩遗址创烧于西晋，一直活跃到宋代。根据文化堆积层出土的器物，小窑墩在宋代主要烧制日用粗陶，唐代及以前则主要烧纸青瓷器。
位于前墅村的龙窑，则是一座至今还在“上班”的明代古窑。明代开始，紫砂制作成为丁蜀镇的重要产业，从丁山蜀山开采紫砂矿，就地烧纸成茶壶茶杯等器具，再经由蜀山边的蠡河运往全国各地。
千年来，龙窑仍在“上班”，丁蜀镇各村村民从事紫砂行业的传统也被保存下来。
央视相关专题报道曾提到：“丁蜀镇共有紫砂制作者4万多人、产业配套人员6万多人，从业人数占常住人口的43.5%；拥有紫砂专业合作社67个、企业400多家、家庭作坊12000多家，创造产值接近百亿。”
但紫砂生意的规则也已今时不同往日。
明清时期，蜀山脚下的古南街是宜兴陶瓷的主要集散商埠，全国各地的商人贤集于此，在街上各家老字号商铺看货，订下的商品经由码头发往全国。到今天，古南街则成了紫砂壶直播间和带货短视频的主要取景地。
在接受《无锡日报》访谈时，丁蜀镇政府服务业科负责人曾称，疫情期间，全镇每到晚上会呈现出“万人直播”的盛况。
盛况直接呈现在销售数据上。因为紫砂从业者聚集，抖音甚至在丁蜀镇建立了直播基地，2021年，基地总销售额超38亿。多家紫砂企业称线上销售额占比已超60%。
也有工匠不爱凑这个热闹。
周立军和爱人陶红开了一家小工作室，身兼老板、销售和手艺人。有客人的时候，夫妻俩给客人介绍商品，没客人的时候，就在工作台边做壶。
大年初七，我们走进店面时，老板娘陶红刚送走一拨客人，坐着修一只紫砂壶。壶体已经成型，边缘尚有瑕疵，她正拿着一把我们不认识的工具把表面刮平。
十几年前，两人来到丁蜀镇拜师学艺。不是故事里的什么大师后人，几代单传，就是为谋个生计，“花几万块钱当学徒，学了好几年，给师傅打工”。出师后，两人买下丁蜀镇蜀山村路口的一个店面，靠手艺吃饭。
前两年，来丁蜀买壶的人少，夫妻俩的工作室生意惨淡，周立军时不时在朋友圈吐槽“生意不好闲得慌”，无聊的时候就在店里做新壶。去年夏天，为开拓市场，他还用紫砂做了一款盖碗，在朋友圈接定制单。
我问陶红，那么多人在直播间卖紫砂壶，你们为什么不做呢？陶红半开玩笑地说：“不会撒谎，撒谎太累了。”周立军在茶桌陪店里看壶的客人喝茶，听到我们聊直播，插嘴道：“会做的不如会卖的。”
即使自己不做直播，夫妇俩也间接受益于此。陶红称，疫情期间，他们会给直播间做代工维持生计。“人家在直播间里卖，我们帮他们做，每件赚个加工费。”
紫砂壶是非标品，贵在手工工艺和原材料，便宜的机制壶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收藏品级别的大师壶则价格不菲。2015年，顾景舟所制的松鼠葡萄十头套组茶具在拍卖中以9200万元成交，创紫砂制品拍卖史纪录。
参差的质量和定价，让部分不良商家在线上售卖途径中钻到漏洞，也是陶红开玩笑称“不会撒谎”做不了直播的原因。丁蜀镇原本有一个售卖紫砂壶的网红，2021年因言论虚假夸大、误导消费者而被抖音官方封号。陶红回忆：“他拿机制壶，在直播间里当手工壶卖。”
周立军和陶红夫妇从业十余年，已是紫砂制作业里的熟手，夫妻二人合作，一天最多也只能做两把全手工常规款茶壶。生胚制作完成后，还需要干胚、烧制等工序，市场上部分号称全手工制作的低价紫砂壶，售价甚至无法覆盖工匠的人力成本。
和周立军一起喝茶聊天的客人起身离开，约定好明天再来。那是个大客户，住在丁蜀镇上的酒店，周立军说他“已经来来回回聊了好几圈”。
进入2023后，来线下看壶的客人又多起来。做紫砂生意的店无论大小，都会在里间摆上一张茶台，懂行的客人会和老板坐下来喝茶聊天，聊成本、售价、出货周期前，总是先聊壶、聊手艺、聊文化。
周立军简单收拾好茶台，走到操作间，劝我说：“愿意买紫砂壶的年轻人很多，但都要交学费，被人骗的。你们不懂的话，最好先不要玩紫砂壶，没有不被骗的。”
陶红已回到工位前，继续修她的壶，而我则在她隔壁，笨拙地在刚脱膜的紫砂杯生胚底部刻字。把工作台放在店里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一是随时随地可以赶工，二是进店的客人也能看个新鲜。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妻走进门，看见陶红在修壶，大哥开口询问：“你们这个壶都是自己做的啊？”陶红应和着，没停下手里的活。
大哥继而踱步过来看我做紫砂杯，我连忙抢先作答：“我不是专业的，第一次做。”他大笑，对一边正在看橱窗的妻子说：“我就说嘛，那个一看就是专业的，这个就稍显业余。”
不久后，稍显业余的杯子就会和陶红做的紫砂壶一起，送去村民开的私人窑，以几块钱一件的单价被烧制出来。这一批紫砂生胚里，我的“龇牙咧嘴”南瓜杯还不足以在业余排行榜上夺魁。春节假期，不知道哪个小朋友来捏了个紫砂娃娃——在小孩子眼里，紫砂泥大概和橡皮泥无异。
陶红想拿紫砂娃娃的生胚给我看，啪的一声，娃娃的头从身体上掉下来。“啧，怎么都没有修一修，”陶红在一旁自言自语，“我那天肯定不在店里。”修一修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自己做的壶要修一修，客人做的娃娃要修一修，我做的“龇牙咧嘴”南瓜杯送进窑前大概也要修一修。
在遍地都是紫砂从业者的李蜀镇，商人和手艺人是一体的。
2023年后，周立军再也没在朋友圈抱怨过无聊。店里进进出出的客人很多，同一款茶杯一下午被卖出四套，来看我们做壶的夫妇，甚至把展示紫砂壶用的木架子也买走了。
我问陶红能不能带我去村里看看窑，她笑着说：“没开呢，都在过春节，最早年初九。”
等春节过完，村里的私人柴窑和电窑将迎来一大批紫砂胚，这是村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烧制完毕后，紫砂制品不再需要通过水路向外运输，各家快递都在镇上设有网点，快递员打包起易碎的陶瓷商品早已轻车熟路。
李家园村则会在春节假期后迎来短暂的平静。如果一切顺利，2023年，这里会重新成为江浙沪周末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给我按肩膀的女孩不必再担心公司发不出工资，在休息室打扑克的机会很难再有了。
我所在的空巢村，灯会一盏盏灭掉，年轻人陆续回到大城市上班，一边继续打工，一边担心家里老人能不能躲过下一次感染潮。
我的爷爷奶奶，则会继续坚持给送到家的每一件快递喷洒酒精，快递员是他们少数能接触到的陌生人，所以一般也会问声好。
除此以外，每天早上八九点钟，他们还会对着床头柜上没有呼吸的盒子说：“小度小度，早上好。”
（李老板、周立军、陶红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