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粤开志恒宏观；作者：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分析师贺晨、方堃；原标题为《1978-2022年中国各省份财政收入排名变迁》
摘要
近日财政部及各地方财政厅（局）陆续发布了2022年财政数据。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22个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土地出让收入伴随房地产市场下行而出现负增长；叠加抗疫、基建、民生福利等刚性支出压力较大和债务到期高峰，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基层“三保”压力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存。事情是两面的，收入的下行既是内外部宏观环境所致，也有主动积极作为发挥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因素：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减税降费退税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拉动基建扩大总需求等一系列财政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有力稳住经济大盘，以财政风险对冲经济社会风险。
从1949年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继东西差异之后南北差距加大，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变迁，东北崛起依旧任重道远，人口持续流入都市圈城市群。区域人口数量分化、年龄结构分化、经济分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财政分化。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发展与均衡是经济和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后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尤其如此。七十余年来，尤其是四十余年来，中国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们从财政体制变迁角度略作部分探究。
2022年受疫情冲击、安全发展重要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各省经济出现新的分化，即东部地区受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影响后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趋于低迷，而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链转移以及资源型省份保供稳价的作用下，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上升。因此，2022年展现出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区域大洗牌，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局面出现十年来的逆转。在安全发展尤其是能源安全重要性上升背景下，中西部迎来新序章。地缘冲突冲击全球能源供给，国内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行业高景气，带动煤炭、金属价格上涨，山西、陕西等资源密集型省份经济增长、创税创收增速快。海外加息潮之下外需急剧恶化，同时叠加疫情对上海、广东的冲击，导致南方出口大省经济放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一言以蔽之，时代造就区域分化。详见《2022年中国区域经济大洗牌：南北新格局与中西部新序章》。
2022年中国各省市财政收入前十名的地区较上一年并未发生变化，分别为：广东（13280亿元）、江苏（9259）、浙江（8039）、上海（7608）、山东（7104）、北京（5714）、四川（4882）、河南（4262）、河北（4084）、安徽（3589）。前十大省份中，仅有安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然口径正增长，其他九省均为负增长。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本文的财政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正文
一、70余年各省市财政排名变化的特征
中国经济不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财政是集中体现。地方财政收入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和财政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分税制。这一系列体制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各地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2001年至今，财政收入前五名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财政收入排名与地方GDP排名基本匹配，体现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与地区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而上海GDP2022年受疫情冲击排名跌出前十，但其发达的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产业财政贡献率高，使其财政收入保持前五。
东北财政历经兴衰，背后是经济体制之变。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财政收入排名靠前。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之后大批工业落户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带动财政收入增长。1959年，辽宁财政收入排名跃居前二，仅次于上海，并保持前三水平至1991年；1971年黑龙江财政收入跃居第四，并保持前五至1979年。但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经济结构老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导致营商环境改善程度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国企占比高、人口老龄化突出，市场活力不足，重工业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财政收入相较沿海地区而言增速缓慢。1980年黑龙江财政收入从第五跌出前十榜单，此后再未跻身前十。辽宁财政收入于1992年跌出前三，2000年跌出前五，2015年跌出前十，2022年排名继续下滑至全国第18位。
沿海地区财政长期相对丰裕，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财政收入长期名列前茅。1950-1957年，山东、广东、江苏三省财政收入保持前三名，三者间排名或有更替。1959年，上海财政收入突跃榜首，并保持第一至1990年。1991年以后，广东超过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2022年近13万亿元，直接源于广东省GDP长达34年排全国第一。广东凭借机械、纺织、制药、服务等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全国第一的人口、丰富资源、技术优势、“粤港澳”国家战略优势等实现了连续34年GDP牢居全国第一，因此也占据财政收入榜首。2001年浙江升至前五，2002江苏升至前三。江苏凭借与广东相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以及其独有的“苏南模式”，经济发展较好。浙江的民营经济活跃，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带动作用明显。山东财政收入在1956-1958年一度占据第一位置，此后相继被辽宁、江苏等超越，近年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排名次于浙江。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22个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各省市财政收入前十名的地区较上一年并未发生变化，分别为：广东（13280亿元）、江苏（9259）、浙江（8039）、上海（7608）、山东（7104）、北京（5714）、四川（4882）、河南（4262）、河北（4084）、安徽（3589）。前十大省份中，仅有安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然口径正增长，其他九省均为负增长。紧随其后分列第11-15名的依次是山西（3454）、福建（3339）、陕西（3312）、湖北（3281）、湖南（3012），山西和陕西财政收入正增长，排名分别较上一年提升3位和2位，福建、湖北、湖南财政收入负增长排名下降。
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程概要
1949-1978：“统收统支”。1978年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中央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事权，地方基本只能按中央计划行事，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
1980-1993：“包干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突破口先行一步。1980年、1985年和1988年财政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与调整，划分税种、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中央核定各地收支，地方上缴收入或接受补贴，其余部分自主安排，自求平衡）、放权让利，统称“包干制”。“包干制”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更多地释放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其他领域改革。
但与此同时，由于多种体制并存以及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谈判机制和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财政体制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滑，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了中央财政落入要向地方“借款”的窘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30.8%下降至1993年的12.2%，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从1984年的40.5%下降至1993年的22%。地方政府为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实行地方保护、地方封锁，不利于全国经济平衡与发展。
1994-至今：“分税制”。1992年明确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4年以后实行分级财政的财政管理体制：（1）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地方预算由地方立法机构审批；（2）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事权范围，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国防、外交、中央基建等全国性事务，地方财政主要负责本地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和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地方性事务；（3）实行“分税制”，将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地方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局征收（2018年国地税合并）；（4）建立规范化的预算调节制度，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促进均衡发展。
分税制强化了地方财政约束的同时，也增强了地方财政收支管理的主动性，推动了经济结构改革。实现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占GDP比重及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上升，强化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省级以下财政制度仍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规范，政府间事权划分、税收划分有待改进，实现统一规范与因地制宜的平衡难度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