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幼儿园已经扛不住了。
根据媒体报道，当前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不少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一些央企幼儿园甚至出现了20多年来首次对外招生的情况。该现象不仅发生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等其他城市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境况。
为何会如此？其中自然有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格局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滑与新生儿的不断减少。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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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我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近61年（自1962年）以来的人口首次负增长，不少学者则称2022年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元年”。
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我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迹象早已有所显现。
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1.99‰。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至13.57‰，但在此后6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22年仅为6.77‰，创下了历史最低值；与之相应的是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大关，仅有956万人，比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了106万人，较2016年的出生人口更是减少了927万人。如此一来，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自然在情理之中。
新生人口的逐年下滑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就我国而言，早在本世纪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突破了7%的基准线；此后，这一比重始终在攀升，2022年达到了创新高的14.9%，总数逼近2.1亿人，已然步入了联合国界定的“中度老龄化”行列。
结合前文提到的新生人口的连续下滑，我国已表现出明显的“少子老龄化”人口格局，而首先受到影响的当然就是学前教育——毕竟当新生儿减少时，对幼儿园学位的需求也会逐渐萎缩。正因如此，近期幼儿园的“关停潮”来袭，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人口警报的又一次拉响。
更有甚者，幼儿园“关停潮”很可能只是一道“开胃小菜”。倘若放大视角，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比如适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财政负担的与日俱增、养老金告急、产业升级步伐放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长期可能要面临的风险点。
对此，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当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已经接近30%，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居高不下，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日本当局甚至用“国难当头”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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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生育意愿的持续走弱，人口出生率没有因为“全面二孩政策”以及近几年“三胎政策”的逐渐放开而显著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届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另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三年的疫情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疫情之下，很多企业难以正常开展业务，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临着裁员倒闭的风险，叠加此前疫情的长尾效应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岗位不再稳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家庭财富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更大；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要财富来源的高收入群体，所受疫情影响反而要小一些。再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中很多人的房贷、车贷并没有因为收入的降低而减少，其经济压力在无形之中又再度增加。虽然当下疫情防控方案已经大幅度调整，但“疤痕效应”的存在，很可能让中低收入人群面临的窘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扭转。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生育意愿造成进一步压制。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在掣肘着生育率的提升：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上述种种问题，自然需要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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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日本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并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这些内容，当然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来采取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近期人口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显现，管理层势必会高度重视，预计后续大概率还会有针对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陆续出台；而在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下，市场情绪或将被再度点燃，短期的投资机会可能也酝酿于其中。建议关注以母婴消费为核心的产业链上下游板块，如婴幼儿服饰、日用品、乳制品、保健品、益智玩具，婴幼儿早教，母婴医疗保健服务等领域的龙头企业，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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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